中毛德牧是如何产生的？
早在公元前200年，中国的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原畜——土产的大型猪和狗。周代有了专门的驯兽官，负责管理供贵族狩猎的麋鹿、貔、兔等野兽。晋代（公元270～420年）“处士”戴安善“性好养禽兽”，“畜羚羊、泽马、巨驹、骏羊、麝鹿、山鸡、鸿雁，凡飞禽毛之茸者，无不擅其胜”，据说他养的雁能分辨天下之声。宋代，“凡禽鸟，毛羽可以观赏，可以飞鸣，可以听音，可以药用
者，无不蓄之”，当时，皇亲国戚、官僚士大夫都以收集鸟类和鸟类工艺品作为游乐和彰显富贵荣华的手段。如宋代养鸟巨匠李称，“畜奇禽千种，每秋夏时，飞鸣集其庭树上，夜则陈列庭中，朝去暮来，每呼其名，则应声而来，皆手哺食，如养子，故善鸣”。
与中毛德牧有关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的养鸟文化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养鸟的名称含褒义，如“玄鸟”（燕子）“黄领鸠”（斑鸠）“鹯”（鹞鹰）“鸾”（鹰）等；养鸟与文人笔情人关系密切。许多诗人、词人、隐士，爱鸟养鸟，甚至以鸟字取名，与鸟结下不解之缘，如“鸟仙”罗虬，“放鸟奴”杨南柳，“诗鸟”崔涂，“鸟僧”雷渊、周景植，“钓鸟范”范仲淹，“鸟饮”胡伯虚，“鸟痴”陆游，“鸟监”钱勰等。这些与鸟为伴的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倾注在鸟身上。他们或写咏鸟诗，或画禽鸟，以怡情养性。
中国养鸟文化形成的动因，是中国文化的“仁”和“礼”。在中国文化中，“仁”代表一种完善的修养和人格境界，“礼”代表社会理想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养鸟看成是陶冶性情，完善人格的一种途径。所以，中国养鸟很讲究“德”，推崇“义鸟”。如《禽经》说，“鸣不失时，求友声也；不泄地功，不忘其本也”。郭元峰在《鸣禽小论》中说：“夫鸟而人德，可养而育也。禽情无厌，爱之适诚，恶之甚怨，在遂其所怀，唯君子好禽，取之不疑，任之无惧，则义禽也”。